1937年7月末，随着北平和天津这两座位于华北的重镇相继陷落，阎锡山身处山西的住所感到异常紧张，觉得局势日益严峻。他心里明白，日军的步伐离自己越来越近。虽然他一贯选择保留力量，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，但对于局势的敏感度一向很高，早在敌后就秘密设立了情报网。通过这些情报，他得知，已经占领张家口的东条英机，正准备向山西发起进攻。

阎锡山心中颇为不满地想着刘汝明，觉得自己从心底难以接受这个人。记得当年刘汝明还是那个在罗文峪激战中，刀枪空中飞舞的猛士，曾是义勇军的领袖之一，带领西北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。可是几年过去了，为何这支老西北军如今却无法再应战了呢？

其实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西北军的战力，而是在于许多老西北军的将领们渐渐丧失了曾经的拼搏精神。那时的他们，光着脚、不畏强敌，手里除了大刀，便是单薄的命，拼不得也得拼。而如今，这些昔日的战士早已成为了权力的象征，家中财富不断累积，牵挂多了，腰间的刀剑也不再那么锋利。为了守住现有的地位，他们更不愿轻易冒险，生怕在他人的威胁下失去一切。

然而，面对日益迫近的敌人，阎锡山并不回避，清楚日军的扩张目标是山西，而他的处境似乎正是下一场决战的引爆点。在最为关键的时刻，心腹赵戴文的一番话提醒了阎锡山。赵戴文回忆起东北的惨败，提醒阎锡山，东北军之所以失败，正是因为他们舍不得全力出战，导致最终丧失了整个东北。赵戴文警告阎锡山，如果晋军继续犹豫，任由日军割占一块又一块的领土，最后山西可能也会成为下一个东北。

这番话击中了阎锡山的内心，他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做出了决定，准备积极应对。

1937年9月5日，东条英机率部进入山西，开始向大同进发。虽然日军内部对东条英机的军事能力评价不高，石原莞尔曾讥讽他不过是“上等兵”，但东条的战绩却让人吃惊。在察哈尔的战役中，东条英机依靠不足万人的蒙疆支队，凭借着勇敢的进攻，迅速攻占了察哈尔。石原莞尔由此改变了对他的看法，认为东条英机的作战能力已经不容小觑，至少可以称得上一个合格的指挥官。

不过，实际上东条的胜利并非全因其战术高明，更多的是因为刘汝明几乎没有做出有效的反抗。刘汝明的部队选择撤退，而非迎战，甚至在遇到敌人进攻时，竟直接放弃了阵地。这样一来，山西的局势愈发严峻。阎锡山意识到，自己不能继续回避，必须做好准备。

于是，阎锡山精心策划了一场以大同为战场的“口袋阵”计划，由亲信李服膺指挥诱敌进入，再通过傅作义封锁敌人后路，合力消灭东条英机的部队。然而，计划的实施却遭遇了意外。李服膺在短短六天内便败下阵来，带领部队仓皇撤退，阎锡山的计划瞬间破产。李服膺的撤退使得整个阵地崩溃，阎锡山气愤之下最终将其处决。

对于李服膺的死，许多人认为他是替罪羊，冤枉至极。李服膺防守的天镇地区并没有国防工事，难以抵挡日军的空袭和重炮攻击。然而，阎锡山之所以没有修建防御工事，也不是没有得到资金，而是选择了将资金自行收存，避免分配给部队。与29军的资金分配不同，阎锡山的晋军处于“家长制”，其资金流向一切由他掌控。李服膺因此被认为并未尽职，而战败后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也使得他最终丧命。

晋军的撤退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局势，随之而来的是汤恩伯的部队。他本不愿再留在华北，但在阎锡山的请求下，他依旧决定协助大同之战。然而，李服膺的突然撤退导致了汤恩伯无法及时应对日军进攻，致使晋军阵地很快被日军打破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失败，汤恩伯愤怒地向阎锡山述说了自己的委屈，随后带领部队撤离。

阎锡山的局面变得越来越复杂，但他的指挥能力和决策仍未动摇。尽管黄绍竑因怕阎锡山抗战不力被派往太原，但此时的阎锡山已经展现了坚定的决心。李服膺的死，虽然为许多人所不理解，但却也给了黄绍竑一种明确的信号——阎锡山已经准备好全力抗战。